市场的力量比国资监管部门有效得多

市场的力量比国资监管部门有效得多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始终贯穿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要求。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也必须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下功夫。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正确定位国有企业的社会角色。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外企，都是独立的市场法人主体，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

全社会特别是党政机关必须认识到国企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基本社会责任就是在守法经营的前提下努力创造财富、创造利润、创造就业、创造税收。企业依法独立经营，党政机构不能视其为分支机构，随意干预其正常生产经营，更不能搞各种“三乱”。　　其次，借助国企实现政府意图时尽量使用政府购买方式。由于行业布局、国资管理、人事任免等因素，政府借助国企实现自身改革发展意图较为方便。对此我们不必避讳，关键是政府要学会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国企独立市场主体地位。需要国企承担的事项，无论常规的还是临时突发的，都尽量使用直接、间接的政府购买形式，搞好核算。可以直接补偿国企资金或等价资源，也可通过国企经营业绩考核抵扣等形式间接购买产品或服务。　　第三，国资监管体制要进一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国资委成立10年来，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国资监管体制机制需要及时调整完善。“三重一大”制度(指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的使用)需要在科学合理基础上增加刚性约束。对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早发现、及时纠偏。国企外派监事会需要进一步加强，发挥更大作用。国资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国企的财务监督。现在对许多国企一年一次的高质量外部财务审计监督都做不到，一些地方对国企法人代表离任审计都做不到全覆盖。即便日常管理、财务监督中发现了问题，也不能及时、准确纠正。　　国资监管部门需要正确认识监管和服务的关系，既要千方百计为监管企业提供各种协调服务，依法维护监管企业正当权益，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也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管工作，避免在某些方面沦为国企不合理利益诉求的维护者、不当行为的袒护者。　　分类监管能较好处理加强监管与尊重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关系。这是国资监管中一个容易引起困惑的问题，通过分类监管能够迎刃而解。对于完全竞争领域国企，或者国企的完全竞争领域经营管理，国资监管部门要充分尊重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三重一大”尺度要放宽。对于自然垄断领域国企，或者国企的自然垄断领域经营管理，国资监管部门要联合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从内外投资、企业岗位设置、工资定额管理、成本核算、产品定价、收入分配等各环节加强监管，严格规范。　　第四，正确对待国企的生死沉浮，建立国企正常退出机制。经过多年改革，国企户数已经大大减少，但仍然存在布局结构不合理问题。胜败沉浮是市场竞争正常现象，在大多数国企做强、做大、做优的同时，必然会有一些国企需要清盘退出。　　当前一些国企因为布局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长期扭亏无望，或者本身就是政府不当干预或盲目投资的产物，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但或者因为企业积淀了大量职工或债务，或者因为政府还要继续借助企业实现投融资意图，或者因为后任不理前任事，这些国企实际没有退出通道。这些国企靠政府各种补贴、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照顾生意，或在政府帮助下获取银行贷款、发行票据或债券融资甚至短借长用等方式长期僵而不死，占用大量银行贷款等经济资源，是国民经济资源低效配置的典型表现，造成地方政府性债务和银行呆坏账累积等金融风险，产能过剩、全社会投资效率下降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国企不能优胜劣汰，还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正确对待国企退出问题，并采取有力应对措施。不能简单以对GDP短时间的直接影响看待国企退出。比如有的布局不合理的普通钢铁企业，长期没有市场竞争力，该关停的就要关停。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投入新资源救活国企，或者通过兼并重组或交给民企搞假退出，拖延问题真正解决，造成恶性循环。不能僵化看待本地区产业结构，只能增加新产业和企业，老产业一点都不能退，调结构只能淘汰别人的产业和企业。企业退出产生的就业、债务等问题不能怕，只能积极想办法化解。实践中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所花代价往往远比无限期拖延企业退出所花代价要小。　　发展混合所有制要与深化国企改革结合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手段，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结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深化国企改革要先“混合”起来。如果不解决国企与市场经济兼容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三项制度改革到位了，国企与政府关系理顺了，失败国企能够正常退出了，国资监管部门和国企自然会根据改革发展需要及紧迫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些年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与民营、外资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主要集中于市场活力很强的子公司，特别是新拓展领域，就是因为这些领域很少有旧体制束缚。　　如果国企改革不到位，或者一开始就寄望于通过搞混合所有制实现深化国企改革目标，实践中就会走很多弯路。　　非公投资者愿意与国企存量部分搞混合所有制，要么看中国企拥有的矿产、资质、信贷优先权、政府支持，能够让非公企业规避行业进入障碍等有形无形的好处，要么就是为了资本运作、分散自身风险和业务多元化发展需要。　　而国企以目前状况搞混合所有制，即便暂时搞成了，运行中国有成分和非国有成分之间也必然会发生摩擦、碰撞，甚至出现两张皮现象。这在一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已经出现。要么非国有投资人从一开始的战略投资者退化为财务投资者，不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要么非国有投资人将股份转让给国有投资人；要么国有投资人将股份转让给非国有投资人；要么是将股份转让给局外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积极探索引入民资和外资将国企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普遍遇到投资者要求国企首先转换职工身份、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规范政府与企业关系等问题。搞员工持股也是如此。各地普遍感觉本轮深化国企改革成本太高、难度太大。民营企业也有顾虑，怕国家先是依靠债转股和政策性破产逃废债等方式贬值、挪用老百姓银行储蓄为国企脱困，然后是通过国企改制上市圈股民的钱为国企输血，现在又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套取民企资源帮助国企。这些新情况充分说明了深化三项制度等改革的重要性。　　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需要混合所有制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完全实现。无论国有资本实行什么样的授权经营体制，国资监管的具体事务总要落实，总要有人去管。管资本也必然引发管人、管事。现实中国资监管部门对国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监管基本做到了以管资本为主。等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展了，国资监管部门对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的集团公司的监管，以管资本为主的色彩也会越来越重。　　通过改制上市成为公众公司能够有效提高国企与市场经济兼容性。最好是集团整体改制上市，整体改制上市有困难的，可以部分改制上市。成为上市公司，增加国企透明度，发动社会和市场力量监督国企，既能规范国企法人治理结构，让现代企业制度有效运转起来，同时又能改进国资监管效率，更好实现政企分开，达到增强国企活力、影响力、控制力的效果。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比国资监管部门的力量要强大、有效得多。改制上市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国资监管以管资本为主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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