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档案为对日索赔提供新依据

77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拉开了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同时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世界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亦由此开辟。

77年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吉林省档案馆联合承办的“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学术研讨会”于7月3日在京举行。会上，近20位国内知名学者、专家，就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

反映南京大屠杀史实档案、反映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反映向731部队“特别移送”档案、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反映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通过权威专家学者对史料档案的研讨交流，这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再度呈现。（记者 吴晶）

7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央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的有关情况。图为一名行人走过会场前展板。《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沈伯韩/摄

来不及烧毁的档案揭露历史真相

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大量档案。其目的在于毁灭战争罪责，以逃避战后被审判的命运。这是日本的又一重要战争犯罪。

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在宣布投降后，“不但拥有烧毁文书所需要的充足时间，而且拥有连纸灰也处理掉、不留任何烧毁痕迹的充裕时间”。曾有日本人在书中这样描述道:关东军司令部撤离时的长春，城内到处充满了焚烧重要文件的烟雾，甚至在空袭警报中，亦焚烧得满天通红。

日本外务省在投降前后，烧毁了大量的“外务省记录”，这些档案都属于“不要委诸第三者”的机密文书。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政府阁议决定烧毁重要机密文书的同日，陆、海军省分别向各自的部队、机关、学校等机构，发出了烧毁机密文书的命令。8月14日到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陆军省等陆军中枢机关和大本营海军部、海军省等海军中枢机关，都烧毁了大量的机密文书。在东京中央部门销毁档案的同时，按照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命令，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使领馆和各部队，也有组织、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的档案。由于此次销毁行动之彻底，今天人们已不可能查阅到伪满政府、关东军及其他日本“国策会社”的系统档案文书。

由于中国各地受降与接收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一些日本机关未及全部烧毁其档案，这些档案因此得以保存下来。今年1月初以来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一批关东军宪兵队档案，就是关东军在撤离长春之前，把来不及彻底焚毁的档案或未烧尽的档案匆匆埋在了地下，后来被吉林省档案馆保管收藏的。这些弥足珍贵的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诸多战争罪行，对于日本侵华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臧运祜）

多角度记录日军罪行

东北沦陷时期，为“治安防谍”、获取情报和镇压抗日运动的需要，日伪当局实行邮政检查制度。检查将信件中认定有违禁等典型内容的部分每月摘抄汇总，报送上级机关，形成邮政检阅月报或通信检阅月报。

吉林省档案馆保管着很大一部分通信检阅月报档案。这些档案中有日本军人亲自参与细菌和化学武器制造的记录；有反映日本军人在实施烧杀淫掠暴行时的心态描述；有朝鲜慰安妇在国家总动员法的强制下从军的明确记载；有日本工程队视劳工生命如草芥、与狗同等对待的反人类罪行的记录；有日伪实施经济统制下商业破产、农村粮谷出荷造成的粮食缺乏、饿殍满地等民众生活状况；有关东宪兵队对外国侨民特别是传教士和使领馆人员来往信件进行监视控制，以掩盖战争罪行的丑态；有日军对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实施轰炸时，各地废墟满目、尸横遍野的惨状；有日本军人在诺门罕等战场上溃不成军、贪生怕死的战争实态记录；还有日本实施移民侵略国策给日本移民带来无法摆脱的痛苦的描述。

关东宪兵队邮政检阅月报的形成机构较多，被实施检阅的信件也来自战争的加害方、受害方以及见证日本侵华过程的第三方，因此所形成的档案多角度地记录日本侵华时期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对研究日本侵华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 赵玉洁）

力证慰安妇制度是国家行为

近期由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中涉及“慰安妇”的档案，记载了日军在东北各地、华北、华中地区以及爪哇等地普遍设立慰安所，甚至有“慰安妇”与日军官兵比例、某个时段日军官兵进入慰安所的人数统计等。在关东军的邮件检查文献中，保存有许多被删除的官兵通信，里面也记载了许多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的细节。尤其是一支7990部队获得日军上层批准、通过伪满中央银行在数个月里汇款53万日元巨款，表明日军用公款强征妇女设立慰安所的事实。这些档案弥足珍贵，体现了资料的本原性和唯一性。是揭露日本实施性奴隶制度等暴行的新证据。

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的这批档案中，有关东宪兵队、华中宪兵队、爪哇宪兵队等较多的案卷涉及“慰安妇”，综合而言有几个特点。第一，进一步证实日军确实普遍地推行了“慰安妇”制度。第二，关东、华中、华北宪兵队等档案中明确记载，这些慰安所基本上是“军慰安所”，也就是日军自己经营的慰安所，这最能体现日军性奴隶制度的本质。第三，日军对各国“慰安妇”的强迫性，表明这些妇女处于被奴役状态。第四，日军的军用经费中有大笔军费用于建立慰安所。这次在吉林发现了两个文件表明，日军建立“慰安妇”制度支付的费用非常巨大。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及其军队运用国家机器推行“慰安妇”制度，可以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尽管关东军司令部的档案基本已被销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档案也多被烧掉，但从这些仅存的历史纸片中，也可一窥日本政府和军队强征、蹂躏、奴役“慰安妇”，违反人类伦理、违反国际法、推行性奴隶制度的部分真相。（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苏智良）

“特殊工人”的苦难未获赔偿

按日本关东军文件界定，从驻华北日军移交关东军的俘虏、投降兵用做军用劳工者为“特种工人”，即“特殊工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华北日本军在1941年至1943年对国共双方军队发动的历次大规模治安讨伐作战中，强掳抓捕10余万至20万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战俘及抗日根据地平民充当战俘劳工（或特殊劳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自发组织了对日本侵华时期奴役劳工的调查索赔，但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道歉和赔偿，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现实的重大人权问题。新发现和公布的档案，为包括“特殊工人”在内的被奴役劳工及家属向日本方面的索赔提供了新的补充依据。

“特殊工人”的主体是战俘，较之普通劳工更具反抗性。因此关东军对“特殊工人”在运送、使役和管理上，采取了各种强制手段和防范措施。比如:通过设置外栅、铁丝网，将“特殊工人”与一般工人隔离，以便进行监视；在“特殊工人”前往作业地点时，根据工人的情况和作业种类，可加以绑缚，对不服从行为给予监禁、绑缚等惩罚；对企图逃跑的“特殊工人”予以兵力阻止及杀伤。“特殊工人”还要承受超负荷的劳役，忍受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以及随时都面临的杀戮和死亡。

据从吉林省档案馆新发现的一件1943年7月5日东宁宪兵队《关于特种工人状况的报告》记载，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从华北日军分两次接收“特殊工人”1935人，由于营养不良导致身体极其虚弱，到达后短时间内就死亡163人，死亡率高达8%。

通过以上档案，可以进一步印证侵华日军强制奴役、残酷迫害中国战俘与平民的诸多史实，在“特殊工人”问题上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一是严重违反人权，二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三是企图维系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四是攫取中国的物资。（中央档案馆副馆长 李明华）

与错误历史观作斗争是长期的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冷战环境和美国的庇护，日本政府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对侵略历史反省和谢罪。近年来，日本政界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逆流更是不断升级，2013年、2014年日本上百名众参两院议员在春秋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等，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是参拜了靖国神社，引起了日本国内正义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极大警觉。

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之所以如此，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在历史方面，战后对日处理没形成对军国主义势力的彻底清算，使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逍遥法外。冷战开始后，美国开始推行一项扶植日本、将日本纳入西方反共阵营的政策，致使许多民主化改革半途夭折，有关战争责任和赔偿等重大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

在现实方面，战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不断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一些人为了在国民中培植日本民族在世界上的优越感，千方百计想抹去侵略历史给日本留下的不光彩的一页，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将那场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的圣战。

另外，日本人在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具有强烈的本国、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日本人被害者意识过剩，而欠缺加害者意识。在错误的历史观和日本政府言论及态度的影响下，许多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不仅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损害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还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日本政治和社会思潮以及国家未来走向的极大担忧。就目前来看，日本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这再一次告诉我们，与错误和反动的历史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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